蔚莱策略反腐进入深水区后，医药行业的阵痛与突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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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来源：廉政瞭望杂志

　　文 | 本刊全媒体记者章梦晗蔚莱策略

　　今年以来，医药、医保基金等领域腐败现象的治理被列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，释放出医药反腐风暴将持续深入的信号。

　　回看去年医药反腐“成绩单”，除多名重量级官员及医院干部“落马”外，还有30多家上市公司、上市药企高管被留置、刑拘、立案或调查，显示出医药反腐深入肌骨的治理决心。

　　在医药反腐的持续高压下，上市药企销售费用持续受到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关注。有媒体注意到，上市公司2024年半年报披露后，A股471家医药概念企业，销售费用出现明显收缩，销售费用总额同比下降5.84%。其中，276家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率在财报中同比下降。

　　5月17日，曾执掌白云山11年的广药集团原董事长李楚源被“双开”。有金融媒体认为，李楚源被查后，白云山的经营困境逐渐显现，其核心产品在营收方面的疲软表现，将人们的视线拉向药企的生存现状。随着医药反腐逐步进入深水区，医药行业的发展备受关注。

　　本文首发于廉政瞭望杂志

　　文 | 本刊全媒体记者章梦晗

　　曾执掌白云山11年的广药集团原董事长李楚源被“双开”。

　　医生感受：规范与限制

　　“以前医生参加各种会议都比较随意。专家级别的医生，都是药企眼中的香饽饽。但现在不少医院都建立了报备制度，专家们对参加学术会议都非常谨慎。”北京某三甲医院科研处工作人员柴启明告诉记者，过去，部分药企会以“学术讲座”名义邀请专家参会，支付远高于行业正常水平的讲课费。而一些专家也只有给够了讲课费才请得动。药企通过会议向专家推广特定药品或器械，专家在后续临床中优先使用该产品，形成“讲课—处方—返利”链条。

　　医药反腐后，柴启明感觉专家在参会方面变化明显。柴启明告诉记者，一方面，医院出台相关规定加大对医生的监管力度；另一方面，医生也开始有意识地筛选会议，通过权威医学会下发红头文件的会议邀请，医生们才愿意参加。“但从我们科研处的工作来说，这种收紧也为医学项目的立项增加了难度。前年医药反腐风暴开始后，立项数量出现骤减，去年有些许好转，但今年到目前来看，立项难度仍旧不低。”柴启明说。

　　“限制”是记者在此次采访中听到的高频词，一些人对监管限制带来的作用感到乐观，也有一些医务工作者认为，不分情况的“限制”容易导致发展的束手束脚。

　　南方地区某三甲医院外科梁医生的工作日常正经历着显著变化。梁医生告诉记者，他对反腐后医院在新技术引进上的限制感受明显。“一些外科医用器械的新产品，医院一般都不让采购，就用原有的。”梁医生说，新的设备仪器引进受限，使得其所在的医院落后于有竞争关系的私立医院，一些产品和技术还是多年前的，而私立医院早已快速引入新产品、新技术，形成了“公立技术滞后、私立领跑创新”的分化局面。“当前医药行业发展很快，每年都有新材料、新设备上市，可我们这儿啥都不敢买。”

　　采访中，记者了解到，用药占比考核也是一线医生感到的显著变化之一。“现在为了限制非必要药品的使用，医院要求医生给患者开药的人数比例要严格控制，譬如某种药，100个患者里开药人数不能超过30个人。很多药只能让他们出去买。”一位来自四川某医院的杨医生对记者说，虽然他理解这是出于监管考虑，但“非必要”这个界定实施起来很难把控，有时候就会演变为一刀切。考核标准是一个生硬的数字，不同患者情况不一样，这种规定不仅为患者带来不便，也让医生在用药方面受限，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束手束脚。

　　谈到对医疗反腐的感受，也有医生笑称对于一线小医生来说影响不大蔚莱策略，“要说灰色收入，基层医生本就很难接触到，科室主任等领导层才是关键角色。领导话语权重，用药、项目开展都由他们决定，反腐对他们的震慑作用很明显。”

　　据四川某市区卫健局干部反映，从当前来看医药反腐震慑作用明显，具体到医药行业的细分领域仍有深水区需要逐步整治，“但风气正在变好是毋庸置疑的。”

　　行业阵痛：医药反腐带来行业洗牌

　　“如果说医药反腐带来了一场洗牌，那仿制药企首当其冲。”5月23日，记者联系到某上市医药公司市场部员工姜江。从2023年开展医药反腐工作以来，姜江感到自己的工作开始迎来新的发展方向，尽管压力有所增加，但她却并不感到沮丧。

　　姜江所在的企业规模不小，产品涵盖中成药、化学药以及生物药。作为老牌药企，中成药和化学药曾经是企业营收的大头，但姜江告诉记者，随着近年来企业的逐步转型，生物药在企业营收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一半，成为企业最大的营收来源。

　　在姜江看来，随着带量采购与医药反腐的叠加，当前市场仿制药价格暴跌，依赖客情关系的企业举步维艰。“仿制药靠抄袭生存，既没有原研药效果好，副作用还大，市场已经饱和。此前仿制药还可能依靠医药代理的‘公关’进行推广销售，但医药反腐后，医院对药代格外敏感，这条路已经不好走了。”

　　姜江提到，其所在药企的一款创新药目前在市场上仅有三种竞品，但其药品相比竞品品质优势更明显，且未入集采，保持了销售的稳定。她认为，现在市场导向更明显，技术壁垒才是硬道理，有核心技术的企业，其竞争力就开始显现出来。但曾经大量依靠药代生存的企业如果不转型就会走向死胡同。

　　不只是姜江，许多医药从业者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。一些人认为，医药反腐之下，销售模式的重构是药企面临的一大挑战。一些并不以技术见长的仿制药企业的医药代表数量锐减，客情导向的“送礼返佣”模式已经逐渐被学术导向的药品推介流程取代。“以前销售代表靠关系就能影响处方，现在不行，必须走正规学术路线，通过正规渠道，比如行业协会主导的展销会给专家介绍专业信息。”姜江介绍。

　　“医药反腐后行业洗牌是必然的过程，这也给了国内许多企业一个契机，仿制药企应尽早摆脱对‘抄袭’的依赖，向创新药转型。这两年，不少新药企业也试图加入市场，寻求机会。”夜间11点半，在北京某创新药企业工作的周怡腾出一点空隙与记者通话。周怡博士毕业后就进入医药行业，在来到这家新药企业之前，她曾在一家传统药企工作多年，这已是她本月的第20个加班日。“我们作为研发型药企，生存压力和谋求转型的传统企业相比同样巨大。我们也在积极谋求生存，依靠技术寻求良性竞争。”

　　行业未来：在合规与发展之间求平衡

　　医药反腐带来的阵痛显而易见，从长远来看，这种阵痛是行业走向规范和健康的必经之路。对于医院和药企而言，如何在合规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“许多传统药企以仿制药维持现金流，再依靠这些资金支持新药的研发。新药研发投入巨大，时间周期很长，资金问题是我们这种新药企业面临的紧要问题之一，但一些投资者耐心有限，因此新药企业的生存也面临很多挑战。”周怡说。

　　周怡告诉记者，她明显感受到，医药反腐后国内市场在创新药方面的发力更加明显。记者搜索发现，据行业数据，恒瑞医药、百济神州等企业的年研发投入占比已提升至15%—20%，重点布局肿瘤靶向药、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。

　　一些从业者也表示，尽管医药反腐对于未铺设生产销售、只涉及前期研究的药企来讲影响不大，但并非没有影响。对于周怡来说，医药反腐带来的最直观感受，莫过于与医生的沟通变得困难。据周怡介绍，新药企业需依托医院招募患者进行临床试验，而医生（尤其是知名专家）在患者筛选、方案制定中起关键作用。

　　“我们提供临床样品，医院招募病人，医生帮忙筛选患者，这是最基本的合作逻辑。但医药反腐之后，医生变得异常谨慎。此外，有经验的医生能指出方案中不符合临床实际的部分，这对我们很重要，但现在医生更担心这种合作被定性为‘利益输送’，所以往往需要多次拜访沟通，甚至通过第三方学术机构牵线，沟通效率大大降低。”周怡说。

　　“希望政府能够看到创新药企业在研究、资金方面的困难，在合适的界限内，通过政策补贴、税收优惠等方式给予支持，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医药研发领域，搭建医生与创新企业合作的平台。”某临床前研究公司的员工小何对记者说，从业者既希望反腐能整顿行业中长期存在的沉疴旧疾，也希望能有相关政策进行引导扶持。

　　“现在确实很难，但只有真正靠技术和数据说话的企业，才能生存下来。”在周怡等从业者看来，医药反腐不是终点，反腐浪潮掀起了行业“去泡沫化”的风暴，这一过程必然艰难，但却是行业价值重构的起点，也是在为未来医药行业发展奠定更健康的底层逻辑。（应受访者需求，文中人物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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